在青岛办理帮信罪案件,判断“主观明知”不能只看当事人是否出借过银行卡、手机卡或网络账户,也不能只凭账户流水较大就推定其知道他人在实施犯罪。需要结合行为前后的联系、对方交代的用途、报酬和交易方式、异常情况是否明显,以及当事人如何解释并处理这些情况,逐项判断是否有证据证明其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。
如果当事人确实接触过明显异常的信息,仍提供账户、转账或其他帮助,辩护重点可能不在“完全不知情”,而在证据能否证明其知道他人实施的是犯罪活动、其实际参与程度如何,以及涉案资金和帮助行为应怎样认定。青岛的委托人和家属可以先围绕这些问题整理材料,再考虑律师如何介入;张振明律师在青岛承办刑事案件,业务涵盖帮信罪辩护。
帮信罪案件中,主观明知讨论的是行为人是否知道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,还提供了相应帮助。账户、银行卡、手机卡或网络账号被用于涉案活动,能够说明账户与案件存在关联,但单独这一事实未必足以回答当事人是否知情。辩护需要把账户使用事实放回具体情境中核对。
例如,当事人是何时认识账户使用者的,对方怎样解释资金往来或账户用途,双方是否有聊天、通话和转账记录,当事人是否收取报酬,报酬与通常交易是否明显不相称,是否出现频繁更换账户、要求代为转账、刻意隐瞒真实用途等情况,都可能影响对其认知的判断。还要核对当事人实际做了什么:是提供账户后未再参与,还是持续登录、操作、转款、联系他人,或按他人指示处理涉案资金。不同参与方式,对行为人是否知情、参与程度和责任范围的判断可能不同。
辩护也不能只摘取有利的一句话。比如聊天记录中既有“帮忙收款”的说法,也有关于账户被风控、资金异常或需要转移款项的对话,就应结合前后语境、发生时间和实际操作一起看。单独截屏可能遗漏上下文;只凭当事人事后说自己“不知道”,也不能替代对客观证据的审查。关键是将控方提出的推断与可核实的事实逐一对照:哪些信息当事人当时确实接触到,哪些信息只是事后才知道,哪些行为可能有其他合理解释,哪些异常又难以回避。
还应区分“知道账户会被使用”与“知道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”。当事人可能知道自己在提供账户或协助收付款,却对资金来源、实际控制者或具体用途并不清楚;也可能在收到异常提示后仍继续操作。两种情形的证据基础不同,不能仅靠某一项事实一概推断。辩护意见应解释每项证据能够证明什么、不能证明什么,并说明证据之间是否互相印证。
整理材料时,建议先把事件按时间顺序列出:接触对方、收到邀请或任务、提供账户或设备、首次收到款项、被要求转账或取现、发现异常、停止使用或继续操作,以及接受询问等。时间线的作用不是替当事人设计说法,而是让每项解释都能与客观记录相互核对,避免把不同阶段的认知和行为混在一起。
可以优先收集并保留以下材料:
完整的聊天记录、通话记录及相关平台信息:用于核实双方如何认识、对方如何说明用途、是否谈到报酬或账户异常,以及当事人何时可能知道相关情况。尽量保留完整对话和原始记录,不只整理零散截图。
银行流水、支付记录和账户资料:用于核对资金何时进入、由谁操作、转往何处、当事人是否获得报酬,以及涉案资金与个人正常收支是否混同。应区分账户总流水、具体涉案款项和实际获利,不能把三者简单等同。
设备、账号的使用记录及相关通知:如有账户登录、冻结、风险提示或平台沟通信息,可用于核对当事人是否实际控制账户、何时接触到异常提示,以及其后是否仍继续提供帮助。
工作、交易或借用关系材料:合同、工作安排、业务单据、借款记录、对方身份信息等,可能帮助解释账户或转账行为的背景。材料是否有证明作用,要看它能否与具体时间、人员和资金往来对应。
已形成的讯问笔录及其他办案材料:用于核对当事人对关键时间、用途、获利和操作方式的陈述是否前后一致,是否存在理解偏差或需要解释的矛盾。进入刑事程序后,相关材料的取得和查阅应由律师依法办理。
材料的重点不是越多越好,而是能够对应具体争议。例如,若争议在于当事人是否知道账户将被用于违法活动,聊天、通话和异常提示可能更直接;若争议在于其究竟转了哪些钱、是否实际获利,流水、交易凭证和操作记录更关键;若争议在于其只提供账户还是持续参与,设备使用和操作记录有助于区分行为范围。不同证据解决的问题不同,不能用一份流水替代对全部问题的分析。
张振明律师长期专注刑事辩护,执业以来经办刑事案件600余起,业务包括证据审查、审前辩护和庭审辩护。若案件进入委托评估,家属可以先说明当事人目前所处程序、已知的关键时间和材料线索,由律师判断哪些争点需要通过会见、阅卷或其他依法可行的方式进一步核实。
即使证据能够证明当事人知道相关活动存在异常,也不意味着所有争议都已经解决。还需要进一步判断其提供帮助的具体内容、持续时间、实际作用和获利情况,并核对起诉所涉资金中哪些能够与其行为对应。账户经过的金额、当事人经手的金额和其实际取得的报酬,可能是不同口径,不能未经逐笔核实就互相替代。
张振明律师办理过一宗19名涉台人员参与的团伙电信网络诈骗案件。该案中,委托人原被指控涉案金额300余万元,张振明律师围绕参与时间、具体作用、诈骗事实和逐笔金额进行证据比对,辩护意见获支持,委托人涉案金额核减近百万元。该案并非帮信罪案件,不能直接用来说明帮信罪的定罪标准;它所体现的具体工作,是在多人参与、资金往来复杂时,核对个人参与范围和每笔金额与个人行为之间的联系。对于帮信罪案件,这类核对思路可用于审查涉案款项是否确实由当事人经手、当事人参与的时间范围,以及哪些款项与其行为有关。
金额之外,还要区分提供账户、协助转账、招揽他人、管理人员或持续协调等不同角色。不能仅因当事人与其他人员有联系,就把团队中其他人的行为全部归于当事人;也不能因为其没有亲自实施上游犯罪,就忽略其可能提供的帮助。辩护应以证据能够证明的行为为边界,逐项分析个人责任。
在责任认定之外,还要审查证据本身是否可靠、取得和形成过程是否清楚,电子数据、资金记录、证人陈述与当事人供述能否相互印证。如关键电子记录缺少完整上下文,或资金明细无法与当事人的具体操作对应,辩护意见就应指出争议所在,并说明缺口对待证事实有什么影响,而不是抽象地提出“证据不足”。张振明律师的业务包括卷宗证据审查、非法证据排除和庭审辩护,案件处于不同阶段时,具体工作要结合现有证据和程序情况确定。
家属准备咨询时,可以先写清楚几项基本信息:当事人目前是否被采取强制措施、案件由哪个办案机关处理、已知涉嫌罪名、账户或设备被指控用于什么活动、当事人参与的起止时间,以及目前掌握哪些证据。尚不清楚的事项可以标注为未知,不必自行推测,更不要为了让材料“完整”而补写未确认的事实。
如果当事人仍在侦查阶段,律师可以根据案件情况会见当事人,了解其对账户来源、对方身份、操作方式及异常信息的陈述,并围绕证据和责任问题提出相应的审前辩护意见。若案件已经进入后续程序,则应结合依法能够查阅的卷宗材料,逐项核对聊天、流水、电子数据和供述之间的关系,形成更具体的辩护方向。张振明律师熟悉青岛各区公检法办案流程,业务覆盖青岛全域,也承接全国刑事委托;地域覆盖不等于在青岛各区设有办公地点,实际委托方式应另行确认。
与律师沟通时,可以围绕三个问题展开:现有证据具体支持哪些主观认知,哪些只是推断;涉案金额和当事人实际行为是否逐笔对应;下一阶段需要优先核实或提出什么辩护意见。律师是否适合介入,不能只看是否办理过刑事案件或是否使用“主观明知辩护”这一表述,更要看其能否把争点落实到具体证据、责任范围和程序阶段。
不能仅凭“没有亲自转账”就认定不知情,也不能只凭“提供了银行卡”就当然认定明知。需要结合借卡原因、对方告知的用途、是否收取报酬、是否收到异常提示、账户之后由谁控制,以及当事人发现问题后是否继续配合等证据综合判断。若账户是被他人擅自使用,相关聊天、借用记录、设备和账户操作信息可能帮助核实事实;应尽量保留原始资料,不要删除或修改记录。
不一定。需要查清账户总流水中哪些款项与指控的犯罪活动相关,当事人是否实际控制或操作账户,以及其帮助行为与具体款项之间能否对应。账户总流水、涉案资金和个人获利是不同问题。建议按时间、金额、收付款对象和操作方式整理流水,并与聊天、交易凭证和账户使用记录对照;只有完成这些核对,才能看清金额争议究竟在哪里。
可以先协助整理与笔录所述事实相对应的客观材料,并记录哪些陈述需要结合上下文解释,例如对方如何介绍用途、当事人何时发现异常、是否实际操作过账户等。不要统一口径、补造事实或自行删改记录。若当事人对笔录内容、记录方式或关键细节有异议,应及时如实说明,并由律师结合程序和现有材料判断如何提出意见。
对青岛帮信罪案件而言,主观明知辩护应落到具体时间、具体信息和具体行为上:当事人何时知道什么、之后做了什么、哪些资金与其行为相关。家属先保全原始记录、列出事实时间线并说明案件阶段,有助于后续律师围绕可核实的争点开展分析;最终意见仍须以案件证据和依法认定的事实为基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