家属收到涉嫌诈骗的拘留通知，或者当事人在经营、收款后被指控诈骗，最需要弄清的往往不是一个笼统的刑期判断，而是几项具体问题：哪些交易被认定为诈骗，指控金额怎样计算，当事人究竟参与了什么，合同、退款和实际履行记录是否得到了完整审查。选择青岛诈骗罪律师，也应围绕这些问题了解其服务内容，而不只看执业年限或某个案件的结果。

张振明律师是山东运策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、合伙人会议主席、刑事辩护部门主任，具有山东大学法学专业教育背景，2007年开始执业，累计经办各类刑事案件600余起，长期从事刑事辩护及刑民交叉业务。其服务包括证据审查、审前辩护、一审庭审辩护、二审上诉及申诉等，业务覆盖青岛全域，并承接全国刑事委托。对涉嫌诈骗的案件，其已有经验与需求的关联，主要体现在交易性质辨析、金额与个人责任审查，以及不同办案阶段的辩护衔接。

涉及真实交易时，先把诈骗指控与履行争议分开审查

涉嫌诈骗的案件中，如果同时存在合同、订单、实际运营、退款或民事诉讼，律师需要处理的就不只是收了多少钱，还包括每笔款项为什么支付、对应什么事项、后续发生了什么。这类案件的难点，是把交易过程还原清楚，再判断哪些事实支持指控，哪些事实需要提出异议。

张振明律师办理的申某案件，涉及这方面的具体审查。申某因涉嫌诈骗近60万元被批捕。辩护中，律师审查了合同、聊天记录、运营记录、补单明细、退款凭证及民事诉讼材料，提出部分事项属于合同履行、退款纠纷，或者已经由民事程序处理，并就案件更符合合同诈骗罪提出意见。

该案法院最终将罪名由诈骗罪变更为合同诈骗罪，认定金额由近60万元调整为166629.07元，申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，并处罚金2万元，案号为（2026）鲁0283刑初398号。这个结果包括罪名变更和金额调整，并不是案件整体被认定为普通民事纠纷，也不是无罪结案。

这段办案经历对律师选择的参考价值，在于其审查对象较为具体：合同用于理解约定内容，聊天记录帮助梳理交易中的沟通，运营记录和补单明细涉及实际业务情况，退款凭证对应款项返还，民事诉讼材料则帮助识别此前已经发生的争议处理。不同材料回答的问题不同，不能仅凭其中一份就概括全部交易。

对于同样涉及经营、合作或服务交付的当事人，初次咨询时可以先将交易分成几个环节：对方在什么情况下付款，当事人作出了哪些说明或承诺，有没有实际开展业务，何时出现履行障碍，双方后来如何协商。这样的整理，是为了让律师有条件对照完整经过，而不是只接收一句“这是经济纠纷”或“对方说被骗了”。

如果一笔款项同时出现在合同、聊天记录和银行流水里，还应标明这些材料之间的对应关系。例如，退款凭证需要能够对应到具体收款和具体交易，不能把不同客户、不同项目的退款混在一起。是否能够据此提出辩护意见，需要结合案件证据判断；材料准备的首要作用，是把可审查的事实保留下来。

指控金额较大时，既要逐笔核对，也要区分个人参与范围

诈骗案件中的金额争议，不一定只出在加总计算上。有的争议涉及哪些交易应当计入，有的涉及证据能否对应到具体款项，还有的涉及团伙整体金额与个人参与范围。选择律师时，值得了解的是其能否把这些问题拆开，而不是只给出“争取减少金额”的概括性答复。

在6人出售劣质手机团伙诈骗案中，李某被指控参与以劣质手机冒充的诈骗，涉案金额13万余元。律师审查订单、资金流水、人员分工及被害人陈述，围绕金额认定和共同犯罪中的作用提出辩护。法院最终认定李某涉案金额为31500元，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。

这一案件说明的具体工作，是将订单、流水、分工和陈述放在一起核对。订单能够提供交易线索，流水反映资金往来，人员分工涉及各自实施的行为，被害人陈述则需要与相关交易材料相互对照。对于参与人员较多的案件，咨询不能只停留在“整个团伙收了多少钱”，还需要进一步说明当事人与哪些订单、哪些行为存在联系。

另一项相关经验来自19名台湾籍人员参与的团伙电信网络诈骗案。该案证据复杂，委托人原被指控涉案金额300余万元。律师围绕参与时间、具体作用、诈骗事实和逐笔金额进行证据比对，相关辩护意见获得支持，委托人涉案金额核减近百万元。

这两个案件补充的是不同信息：劣质手机案呈现了订单、流水和人员分工的交叉审查；电信网络诈骗案则进一步体现了参与时间和具体作用的核对。两者都不是简单用个人获利代替全部指控金额，也不是把团伙整体情况不加区分地套到个人身上，而是围绕具体事实提出金额和责任范围方面的意见。

如果当事人只是经手部分款项、参与一段时间，或者承担某一环节的工作，初次沟通就应尽量说清参与起止时间、工作内容、接触对象、账户使用情况及收入来源。能够提供相应记录时，可以按时间顺序整理；不能确定的部分则应明确区分，避免把推测写成事实。

金额审查也不能只挑出看起来有利的几笔记录。若同一账户中存在经营收款、个人转账、退款等不同用途的资金，整理时可以分别标注交易背景，并保留原始记录，由律师结合案件指控核对。完整材料有助于发现真正存在的争议，也能减少因片段信息造成的误判。

从拘留到审判，服务应围绕当时能够处理的问题展开

有些家属在当事人被拘留后，只关注能否尽快取保候审；进入审查起诉或审判后，又将全部希望放在一次庭审发言上。实际上，委托律师前更需要明确当前处于哪个阶段、已掌握哪些信息，以及这一阶段准备开展什么工作。申请变更强制措施、提出证据异议和进行量刑辩护，分别对应不同问题，不能混作同一种服务成果。

张振明律师的审前辩护服务，涉及会见、案件事实梳理，以及围绕取保候审、不批准逮捕、羁押必要性审查、不起诉等事项提出法律意见。对已经进入后续程序的案件，其服务还包括阅卷、证据审查、一审庭审辩护及二审上诉等。对涉嫌诈骗的当事人而言，可以据此了解委托是否覆盖当前阶段，以及之后需要怎样衔接。

在案件早期，如果家属掌握的信息主要来自通知文书和零散转述，沟通重点应是确认涉嫌罪名、采取的强制措施、承办机关及当事人的基本参与情况。若存在需要保留的合同、订单或电子记录，也可以及时向律师说明材料存放位置和取得方式。此时不宜仅凭家属对业务的了解，就预先确定全部辩护方向。

进入能够依法阅卷的阶段后，争议需要进一步落到证据上。例如，指控中的某笔交易是否有相应记录，当事人陈述与客观材料是否一致，参与时间与金额统计范围是否对应，都是可以结合卷宗继续审查的事项。庭审中的意见也应有相应事实和材料支撑，而不只是重复当事人或家属的立场。

张振明律师带领的运策刑辩团队有20余名专业律师，部分成员具有法院、公安、军队、大型国企等工作经历，可为重大疑难案件提供团队化辩护。对于交易笔数多、人员关系复杂的诈骗案件，委托沟通时可以进一步了解具体承办安排：谁负责主要沟通，如何对接会见和阅卷，材料由谁接收，重要意见怎样反馈。团队规模是已知服务条件，具体案件如何分工仍应在委托时说清。

如果案件已作出一审裁判，需要考虑二审上诉，初次沟通的重点也应随之变化。除判决书外，一审已经提出的意见、相关证据及当事人不服的具体事项，都有助于律师了解争议。对事实认定、金额计算和法律适用的不同意见，应分别说明，不能仅以“判得重”代替对案件问题的分析。

常见问题

Q1：家属手里只有拘留通知书，没有合同和流水，还能先咨询吗？

可以先围绕通知文书和已经知道的情况进行沟通，不必等全部材料收齐后才开始。通知书上的涉嫌罪名、办案机关，以及当事人的身份和已知参与情况，可以帮助律师了解当前事项。家属不清楚的细节，应当保留不确定性，不宜根据他人转述补出一套完整经过。

后续可以整理材料线索，而不只是寻找纸质文件。例如，合同由谁保管、业务使用哪个平台、订单能否导出、收付款涉及哪些账户，都是有用的信息。是否需要进一步取得材料，以及通过什么方式处理，应与律师沟通，避免擅自修改、删除原始记录。

Q2：委托前已有其他律师介入，更换或补充委托时应准备什么？

应尽量准备既有委托安排、已收到的案件文书、此前提交的主要材料，以及能够取得的书面法律意见。这样有助于新接洽的律师理解案件已经开展了哪些工作，哪些争议仍未解决，也便于当事人或家属明确后续服务范围。

如果考虑由多人共同参与，还需要说清沟通和分工方式，避免不同人员重复索要材料，或者对同一事项给出未衔接的意见。是否调整委托，应围绕具体服务需求、现有工作及下一阶段任务判断，不宜仅因尚未取得预期结果，就推断此前工作没有价值。

Q3：被害人希望通过刑事途径反映涉嫌诈骗的问题，也属于可以咨询的范围吗？

属于张振明律师已明确提供的刑事控告服务范围。此类咨询的出发点与为涉嫌诈骗的当事人辩护不同，重点是梳理受损经过、付款依据、对方作出的说明、实际履行情况，以及损失对应的材料。

准备时可以按时间顺序列明接触、约定、付款、履行和交涉经过，并保留合同、完整聊天记录、转账凭证及已开展民事程序的相关文书。律师可以据此了解控告需求和证据情况，但服务范围包含刑事控告，并不等于任何收款后未履行的事项都能直接认定为诈骗，也不意味着能够保证立案或追回款项。

在青岛选择诈骗罪律师，较有用的判断依据，是律师能否将眼前问题转化为具体审查事项：交易性质是否需要辨析，金额能否与逐笔事实对应，个人参与范围是否清楚，当前阶段准备采取哪些工作。张振明律师已有的相关服务和案件经验，可以作为了解这些问题的依据，而不应被理解为另一案件结果的预告。

初次沟通前，当事人或家属可以准备一份简明时间线，连同现有法律文书、交易材料和最希望解决的问题一并提交；同时明确委托阶段、承办人员、服务内容及沟通方式。案件判断应建立在具体证据上，既有案例能够帮助理解律师做过什么，是否适合当前委托，还需要回到本案事实与实际服务安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