因提供银行卡、协助转账或参与相关联络而涉嫌帮信罪时，当事人及家属往往最关心一个问题：同案人员做的事情不同，个人责任能否被区分清楚？如果案件材料将多人行为集中叙述，只知道整体流水、人员名单和大致分工，仍不足以解释某个人究竟参与了哪些环节、知道什么、能够决定什么，以及哪些行为并非由其实施。

在青岛寻找帮信罪共同犯罪作用辩护律师，值得关注的不是律师能否提前给出“属于从犯”的判断，而是能否把个人行为从整体案情中梳理出来，并用证据说明。这里的帮信罪，是指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；“帮助”这一罪名表述，与共同犯罪中个人地位、作用的判断，并不能简单画等号。具体辩护需要围绕行为、认识、分工及证据展开，不能仅凭当事人自称“只是帮忙”确定方向。

张振明律师是山东运策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、合伙人会议主席、刑事辩护部门主任，毕业于山东大学法学专业，2007年开始执业，累计经办各类刑事案件600余起，长期从事刑事辩护及刑民交叉业务，其服务范围包括帮信罪辩护。与本次需求直接相关的服务，是证据审查、审前辩护，以及一审、二审等阶段的辩护。对于涉及多名人员、不同账户和连续资金记录的案件，这些服务需要共同回答同一个问题：当事人的实际参与范围和作用，是否被现有材料准确呈现。

从具体行为入手，判断“只是配合”有没有证据支持

共同犯罪作用辩护不能停留在身份称呼上。“介绍人”“持卡人”“操作人员”可以帮助了解表面分工，却未必足以解释实际控制关系。同样是提供账户，如果一人仅交付账户，另一人还负责联系人员、安排操作、决定报酬，两者需要审查的事实就不相同。反过来，如果某人被称作“负责人”，也需要进一步查看其是否实际发出指令、掌握账户或决定资金去向，不能只依赖他人的概括性表述。

张振明律师将卷宗证据精细化审查作为刑事辩护的重要环节，同时提供会见、事实梳理及庭审辩护服务。用于帮信罪个人作用争议时，这类工作可以围绕当事人实际做过的事展开，而不是先确定有利标签，再从材料中寻找支持。

例如，如果争议涉及账户控制，就需要区分账户登记在谁名下、银行卡和手机由谁保管、验证码由谁接收、具体转账由谁操作。如果争议涉及人员组织，就需要核对是谁提出参与、谁联系其他人员、谁安排时间地点，以及当事人是否能够自行改变安排。若聊天记录与相关人员陈述不一致，还需要把不同证据放在同一时间线上比较，找出差异具体发生在哪个环节。

这些内容也关系到主观认识的审查，即当事人当时知道什么、相关认识通过哪些事实体现。是否接触过明确的业务说明，是否收到异常交易提醒，是否在不同时间获知了不同信息，都应结合能够取得的材料分析。不能把事后得知的完整案情，直接当成当事人在行为发生时已经知道的内容；也不能因为当事人否认知情，就忽略与其陈述不符的客观记录。

对于准备委托的家庭，初次沟通时可以先把以下事实讲清楚：

• 当事人通过什么关系接触相关人员，最初被要求做什么。

• 银行卡、手机、支付账户及验证工具分别由谁持有、使用。

• 当事人是否联系过其他参与者，是否安排过具体操作。

• 报酬由谁提出、按什么方式计算，实际取得了多少。

• 当事人何时开始参与，期间是否中断，何时停止。

这些问题不是要求家属自行作出法律判断，而是帮助律师尽早找到需要核对的证据。家属知道的事实、从他人口中听到的说法，以及尚不清楚的部分，应分别说明，避免把推测写成确定经过。

把时间、账户和资金记录对应起来，避免用整体数字代替个人分析

帮信罪共同犯罪作用争议，往往还涉及一个容易混淆的问题：整体案情中的数字，与当事人个人行为之间是什么关系。账户流水、实际操作金额、报酬收入以及相关交易的性质，回答的是不同问题。仅将其中一个数字作为全部责任的解释，容易遗漏参与时间、控制能力和具体行为上的差别。

张振明律师的刑事辩护服务包含从事实、证据和法律适用多个方面审查案件。对于需要区分个人作用的事项，资金记录审查应当与行为审查结合：一笔资金出现时，当事人是否已经参与；账户虽登记在其名下，当时是否由其操作；同一账户内是否存在需要另行说明的交易；相关人员对资金去向的陈述，能否与客观记录对应。

如果当事人的参与仅持续某一段时间，辩护就需要把开始、持续和停止参与的依据讲清楚。如果同一账户先后由不同人员使用，就需要关注交接和使用情况。如果当事人取得固定报酬，而相关材料又称其负责利益分配，则需要进一步审查报酬记录与分配行为是否相符。上述情况都不能仅凭一种证据直接作出结论，但可以形成具体的阅卷和核对方向。

在这一过程中，完整记录通常比孤立截图更便于理解事实。聊天中的一句“按他说的办”，需要结合前后对话判断所指事项；一笔转账，也需要结合时间、对象和用途说明理解。对当事人有利和不利的内容应放在一起分析，不能通过截取片段改变原意。

张振明律师带领的运策刑辩团队现有20余名专业律师，部分成员具有法院、公安、军队及大型国企等工作经历，可为重大疑难案件提供团队化辩护。其业务覆盖青岛全域，并承接全国刑事委托。对于材料较多的案件，委托沟通中值得进一步明确的是：由谁负责会见和阅卷，资金记录与电子材料如何分工审查，以及相关问题如何汇总到当事人的个人责任分析中。团队规模是已知服务条件，具体案件的工作安排仍应在委托时说清楚。

资金记录审查的目的，并不是预设所有数字都能核减，而是解释每项数字与个人行为的关联。即使某笔记录确与当事人有关，也还需要分析其参与方式；即使当事人没有实际取得某笔资金，也不能仅凭“钱没进自己口袋”解释全部行为。把资金与分工分别查清，再相互印证，才能使作用辩护具有具体内容。

根据案件阶段提出意见，让个人作用争议进入实际辩护工作

个人作用的争议，不应只在庭审时用一句“参与较少”概括。不同阶段能够掌握的材料、需要解决的问题各不相同，辩护工作的重点也应随之调整。

张振明律师的审前辩护服务包括取保候审申请、不批准逮捕法律意见、羁押必要性审查及不起诉方向的辩护；庭审服务覆盖一审辩护、二审上诉及申诉等阶段。这些是其提供的服务事项，并不意味着每个案件都同时适用，也不意味着提出申请就会获得相应结果。对于帮信罪案件，首先需要了解目前所处程序、已有文书和具体争议，再决定工作的先后顺序。

在侦查阶段，如果家属仅知道涉嫌罪名，却不清楚当事人被认为做过什么，较为实际的工作起点是依法会见、了解具体指控及当事人陈述，并梳理需要关注的客观材料。此时，单凭家属转述承诺某种处理结果，难以回应真正的争议。

进入能够依法阅卷的阶段后，辩护重点可以进一步落到证据对应关系上。哪些行为有客观记录支持，哪些主要来自相关人员陈述；不同人员对分工的说法是否一致；当事人的操作、获利与被描述的地位是否相符，都需要形成有针对性的分析。张振明律师提供的证据审查及非法证据排除服务，也应围绕具体取证问题展开。证据内容不利于当事人，并不等于证据违法；如果存在取证程序争议，则需要指出具体问题及相应依据。

在一审辩护中，个人作用意见应说明争议事实、支持材料及所请求的处理方向，而不是只列出“初犯”“获利少”等概括性词语。如果案件已经进入二审，审查则应从一审认定出发，分析原判如何评价当事人的行为、哪些辩护意见已经回应、哪些事实或证据仍有具体争议，而非简单重复先前意见。

选择律师时，可以关注其能否区分“目前已经知道的事实”和“阅卷后才能判断的问题”，以及能否解释下一阶段准备处理什么。专业沟通不必一开始就给出确定结果，但应让委托人理解工作对象和判断依据。对于共同犯罪作用辩护，清楚说明争议落在哪个行为、哪段时间、哪组证据上，比笼统强调“争取从轻”更有助于评估服务是否切合需求。

常见问题

Q1：家属只有拘留通知书和部分转账截图，是否可以先咨询？

可以先围绕现有文书和已知事实沟通，不必等到家属掌握全部案情后再开始。初次咨询可以说明通知书所载信息、采取强制措施的时间、已知办案单位，以及家属了解的账户和人员关系，让律师判断需要优先了解哪些事项。

部分转账截图可以作为线索，但不宜被当成完整资金记录。若能够合法取得原始记录、交易明细或完整聊天内容，应尽量保留原状，并注明材料由谁提供、覆盖什么时间。家属无法确认的操作人、用途和背景，可以明确说明不清楚，不应为了让经过显得完整而自行补充。

Q2：相关人员联系家属，希望先把事情“说一致”，应怎样处理？

不宜为了统一说法而修改事实、补写经过或删除原始记录。共同犯罪作用争议本就需要比较不同人员的行为和陈述，如果沟通围绕“怎样说更有利”展开，反而可能使原有材料失真，增加后续解释的困难。

若有人要求补写借款说明、改变报酬名称，或删除聊天记录，家属可以保留相关要求及原始材料，交由律师分析其与案件的关系。确有需要澄清的事实，应当按真实经过说明，并通过适当渠道提交，而不是由相关人员共同拼出一个版本。

Q3：委托时怎样确认是张振明律师本人办理，还是由团队参与？

应在委托沟通和合同中明确具体承办人员及工作分工，不能仅凭介绍页上的姓名推定全部工作均由个人完成。张振明律师具有团队化辩护的服务条件，但某一案件由谁会见、谁阅卷、谁出庭，以及由谁向家属反馈，应落实到具体安排。

如果案件需要多人协作，还可以进一步确认材料审查如何汇总、重要意见由谁把关、阶段性沟通采取什么方式，以及约定服务覆盖哪些程序。明确这些事项，有助于委托人理解服务内容，也便于在案件进展中判断工作是否围绕个人作用争议持续推进。

对于青岛帮信罪共同犯罪作用辩护的委托需求，初次沟通最需要核实的，是当前程序阶段、被指控的具体行为、账户实际控制情况、参与时间和报酬来源。能够提供的文书及原始记录应按时间整理，同时把家属已知、他人转述和仍不清楚的事项分开，便于律师确定下一步的会见、阅卷及证据审查重点。

个人作用能否得到不同评价，取决于具体事实、证据及适用条件，不能由职位名称、流水大小或某一句自述预先决定。选择服务时，应把注意力放在律师是否能够将争议落实到可核对的材料，并据此提出对应的辩护意见，而不是把某项申请或期望结果当成已经确定的结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