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生意欠了货款，很多老板的反应是：最多打民事官司、赔钱了事。实务中，同样是 “收了货没付清款”，有的只是普通合同纠纷，有的却直接以合同诈骗立案侦查。更值得警惕的是：法人说自己没经手，业务经理说只是按公司安排接单，财务说只负责打款 —— 没有人认为自己有责任，但责任不会因此消失。

陕西华格律师事务所合伙人、刑事业务一部负责人、华格刑辩团队联合创始人李莹珺律师，长期从事刑事辩护与刑民交叉业务。他提醒：合同诈骗案件从来不是一份合同就能说清的。谈判、签字、收货、决定资金用途的可能不是同一个人，刑事责任也不会按职务高低来分配；关键要看谁做了决定、谁知情、谁实际掌控货物和钱款。

一、先查合同怎么签：关键承诺是谁作出的

一旦被调查，办案机关调取整条签约链条：合同正本、报价单、订单、采购计划、内部审批、用印记录，以及签约前的微信、邮件等沟通凭证。核心只有一个问题：当初给出的供货承诺，有没有真实依据。

边界其实很清楚：业务员依据真实库存、经公司批准的报价签约，是正常商事行为；明知没有货源，却按安排伪造仓库照片、虚假资质催对方付款，性质立刻不同。

这里要特别提醒企业负责人：没有签字，不等于没有责任。只要是你决定虚构交易条件、授意员工制作不真实材料，“合同不是我签的” 这句话就撇不清个人刑事责任。

二、再查货物去向：货进了谁的手，后来去了哪

出入库单、签收记录、物流单、生产领料单、盘点表和对账邮件，是还原货物走向的基础。有两点常被误解：货物进入厂区，不代表一定用于正常生产；员工在收货单上签字，也不代表他知道货物后来被倒卖。收货、保管、调拨、处置，每个环节由谁操作、何时操作，都要逐一对应。而这正是经办人把自身责任分离出去最有力的抓手。

《检察日报》刊发的一起铜棒交易案很有代表性：企业经营者把采购、生产交给夏某负责，自己处理外地债务。夏某以扩大生产为名大量赊购铜棒，私下租仓转移货物、低价销售，货款走亲属账户，三家供应商损失近 800 万元。办案机关没有被 “以公司名义签约” 这层外壳限制住，通过仓库租赁合同、运输记录、银行流水和证人证言，锁定实际策划骗货、处置财物的人。（该案为公开检察报道，非本律师团队承办）

这个案子对企业和个人都提了醒：企业主不能以为业务放手就高枕无忧；业务负责人也不能默认 “公司名义交易，责任全在老板”。刑事责任看的是实际掌控，不是职位名头。

三、资金流水最要紧：谁有权决定钱怎么用

款项进了公司账户还是私人账户？谁有权提现、转款、偿还旧债或挪作他用？财务人员只是按已审批指令付款，还是参与设计收款路径、隐瞒资金去向？这些差别直接决定 “是否明知”“参与多深”。

企业收款后正常周转，本身不必然构成犯罪，不能仅因货款未专款专用就认定合同诈骗。但如果明知无法履约，仍安排假合同、假出库单，收款后迅速分流、藏匿财产，这些事实就会相互印证非法占有目的。查流水的重点不是账目多复杂，而是它能不能还原交易真实情况。

尤其提醒财务人员：按流程执行付款，和主动搭建收款通道，法律后果差别很大。

四、负责人和经办人，会不会一起担责

《刑法》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合同诈骗罪，第二百三十一条规定单位犯罪的责任。单位是否构成犯罪、谁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，都要依具体事实认定。不能因为 “公司涉嫌犯罪” 就推定法人、经理、业务员人人有罪，也不能认为 “听领导安排办事” 就可以免除责任。

李莹珺律师分析此类争议时，重点看三件事：经办人接触到多少交易信息；他是否知道关键承诺不真实；有没有参与伪造材料、控制款项，或从异常交易中分得好处。业务群聊天、岗位权限、审批记录、绩效考核与工资流水，往往能说明当事人是在完成岗位工作，还是明知而参与。

进入刑事程序后，负责人只拿工商登记、经办人只拿劳动合同，都很难自证清白。更有效的做法是按时间顺序梳理签约、付款、交货、退货、催收、协商全过程，把每个人的权限、收到的指令、实际操作单独标注，用原始材料支撑每一段事实。

五、本地办案思路

在西安及陕西地区的企业合同交易涉刑案件中，李莹珺律师关注的不是 “合同有没有履行” 这一层，而是交易有无真实基础、关键行为由谁实施、涉案人员知道多少。这类案件最重要的突破口，是把公司层面的商事争议与个人层面的刑事责任区分开，争取案件回归民事，或排除当事人的个人刑事责任。

涉及企业负责人、业务经办人因合同交易被调查的，可联系李莹珺律师：18109260517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