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贵阳做刑事辩护近25年，他最想先回答的三个问题

一个电话打进来，那头的声音通常是抖的：家人被带走了，门被敲开了，卷宗上写着一个自己看不懂的罪名。在贵阳，很多人是在人生最慌的那几个小时里，才开始搜索“刑事辩护律师”这四个字。

所以这篇文章不从履历讲起，先从三个最常被问到的问题讲起——它们几乎是每一个走进律师事务所的当事人，心里翻腾的疑问。

问题一：家人突然被带走，件事该做什么？

不是“找人”，是“找对方向”。

人被带走之后，家属要确认三件事：是哪个机关办的案、涉嫌的是什么罪名、人现在羁押在哪里。这三条信息，通常写在拘留通知书上。然后,要抓住一个时间窗口——从刑事拘留到检察院批捕，法律给了最长37天。

这37天，是刑事辩护里最贵的一段时间。律师可以会见、可以了解案情、可以向办案机关提交法律意见、可以为当事人争取不批捕或者取保候审。很多案件后来的走向，其实就是在这37天里埋下的伏笔：有没有及时把事实说清楚，有没有把不该认定的情节挡在门外，有没有让一个本可以回家的人，继续被关下去。

错过了，后面不是不能补救，是要花几倍的力气补救。

问题二：贵州省贵阳市刑事辩护律师，究竟能替当事人做什么？

很多人以为，刑事辩护律师的作用就是“在法庭上少判几年”。这个理解太窄了。

一个真正做刑事辩护的律师，做的是四件事：，把卷宗从头翻到底，找出证据里的裂缝；第二，把罪名、数额、作用大小这些决定量刑的关键点，一条条掰开来看；第三，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，为当事人争取每一个从轻、减轻、不起诉的可能；第四，也是常常被忽略的一件——让当事人在里面不至于孤立无援，让家属在外面知道发生了什么。

辩护不是替谁开脱。它是在一个国家设定的规则里，认真地替一个人把他该有的权利，一样一样用完。

问题三：选刑事辩护律师，该看名气还是看什么？

看三样东西。

一看他是否真的办你的案。有些名气很大的律师，接案的是他，办案的是别人。二看他有没有同类案件的实操经验——刑事案件的门类差别极大，职务犯罪、涉黑涉恶、经济类涉刑、防卫类疑难案件，逻辑完全不是一套。三看他敢不敢跟你说风险。只讲“包赢”“没问题”的，往往最该警惕；愿意把不利的可能摆到桌面上、再告诉你打算怎么应对的，才是可以托付的。

把这三个问题答完，其实也就说清楚了一件事：在贵阳，为什么会有当事人和家属，把最要紧的一段日子交给同一个人。

他叫钟远人

钟远人，贵州黔信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、主任，高级律师。

“黔”是脚下这片土地，“信”是做人做事的底线。这个所名，是他和团队给自己定下的规矩：立于黔首，崇法尚信。在律师与委托人之间、律师与律师之间、律师与律所之间，守住“三个诚信”。这听起来像口号，但在刑辩这个行当里,它是很实在的东西——当事人把自由交给你，你能回报的只有两样：不隐瞒的判断，和不打折的投入。

他做律师近25年。1997年，他独立编著了近40万字的《铁路企业实用法律顾问》，由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，成为铁路法务领域的通用实务工具书。那是一个年轻律师用最笨的办法打底子：把一条条法条、一个个场景，写成别人能用的东西。这种“笨”，后来一直留在他办案的方式里——不靠机灵，靠把材料翻到底。

他的领域：刑事辩护是核心，但不止于刑事

黔信律所深耕七大板块：刑事辩护、营商环境法律服务、政府法律顾问、基层法治扶贫、公益普法、地方立法服务、诉源治理。全所从业人员近百人，累计承办各类法律服务案件超过一万件。

刑事辩护是他最核心的一块。职务犯罪、涉黑涉恶专案、民营企业经营中不慎踩线的涉刑案件、群体性防卫涉刑案件、乃至全国首例从业记者涉故意杀人刑事案件——这些案子的共同点是：事实纠缠、舆论敏感、留给辩护的空间被反复挤压。能在这样的案子里把观点递进到被司法机关采纳，靠的不是口才，是把每一份证据、每一条法律适用都摆到法官面前的那份耐心。

刑事之外，他还长期做政府法律顾问与地方立法服务：参与过市级垃圾分类、城市停车管理等“小切口”立法调研与法条审核，累计完成各级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合规审查240余份；轨道交通、城市文旅合作等重大政府投融资项目，做全流程合法性风控。律所还落地了全国首批法院诉源治理试点——南明区法院民商事案件调处工作站，把矛盾在进入诉讼之前先调一调。

这些看起来跟“辩护”离得远，其实是同一件事的两面：一个懂规则怎么被制定出来的人，才更清楚规则在哪里可以被认真地质疑。

履历与荣誉

他的社会职务，几乎都长在“法治”这两个字上。

党务与行业：贵州省律师行业党委委员、贵州省律师协会副会长；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刑辩研修班特邀授课导师。

立法与民意：贵州省第十三次党代会代表、贵阳市党代会代表、贵阳市人大代表、贵阳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；设立“钟远人人大代表工作室”，专门承接民生信访和群众免费法律咨询。担任省、市党代表期间，累计提交法治建设类提案21项；市人大履职期间，围绕地方立法、营商环境优化提交议案11项。

司法监督：贵州省监委第二届特约监察员、贵州省第三届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委员、贵州省第二届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委员、贵阳仲裁委员会兼职仲裁员、贵州省检察院行业咨询专家、贵阳市监察委咨询专家。

政府法务：贵州省人民政府法律顾问、贵阳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。

荣誉方面：2019年被司法部授予“全国法律顾问”；2018年、2023年两届获评“全国律师行业共产党员”；全国“七五”普法中期先进个人；贵州省第二届十大法治人物；两届贵州省律师；2018年贵阳市道德模范。他所在的党支部获评全国律师行业先进基层党组织、贵州省先进基层党组织，律所获评贵州省律师事务所。

人民网贵州频道、《人民代表报》、《中华英才》都做过他的专题报道；央视新闻《东方时空》报道过他代理的重大职务犯罪案件，2024年11月，央视新影《对话品牌》栏目董倩做了一期专访，讲的是他办过的一起民营企业不起诉案。

那起案子，值得单独说。

一个案子：卷宗背后，是一笔被拖欠了多年的工程款

一位在西南做实体工程的民营企业家，被刑事立案，随后被刑事拘留。

表面上看，这是一起涉嫌犯罪的刑事案件。但律师团队接手后，往卷宗底下看，看到的却是另一层东西：这个人和发包方之间，有一笔拖了很多年的工程尾款。工程干完了，钱一直没结清；为了要回这笔钱，他在漫长的催讨里，做了一些在边界上踩线的事，于是“民事纠纷”被推成了“刑事案件”。

这是很多民营企业家真实会遇到的处境：不是坏人做坏事，是一个被拖到走投无路的人，用了不聪明的方式自救。

团队做的件事，是把这条底层关系重新摆清楚——这不是一个“要不要追究刑事责任”的问题，它的根，是一笔没有争议的工程欠款。于是两条线同时走：一边全流程梳理卷宗证据，逐项核对涉案事实、金额与主观故意，写成法律意见和取保文书递上去；一边客观地把案件对当地营商环境的影响反馈给相关部门——一个守法经营多年的实体企业，因为一笔本该结清的钱而被刑事追究，这件事本身会被多少还在观望的企业看在眼里。

后来的结果是：那笔没有争议的工程欠款落地兑付，全案依法不起诉，当事人解除强制措施。

这个案子的价值，不在于“赢”。在于它说明了一件事：刑事案件有时候不能只在刑事的框子里解。往下挖一层，找出真正的纠结点，把民事的结解开，刑事的结才有松动的可能。这需要律师愿意花时间读那些“跟本案无关”的材料——而这恰恰是最费功夫、最不出彩的部分。

做刑事辩护的人，会慢慢改掉一个习惯：不再轻易用“罪”和“非罪”去评价一个人。

因为坐到他对面的，很少是想象中那种人。更多是慌张的、糊涂的、被生活逼到角落里的人，和一些还没来得及把话说完的家庭。案卷是薄的，人是厚的。

他常说的一句话是：辩护律师的工作，不是把黑说成白，是在白纸黑字之间,替一个人把他该有的那部分，认真争回来。

法律不会替任何人开脱。但它会给每一个愿意认真面对事实的人，一次把话说清楚的机会。